没有人曾想过，WPP的掌门人MartinSorrell会以这样的方式退休，纽约客记者Ken Auletta曾问过Sorrell是否会有退休的一天，而他回答说“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他们用枪口对准我。”

在上周，Sorrell的玩笑话一语成谶。在WPP董事会结束针对Sorrell“个人行为”的调查之后，宣布这位执掌公司33年的首席执行官退休。对于调查本身，Sorrell强烈否认指控的一切。但最终他还是和公司达成了一致，根据一位接近董事会的消息人士透露给《纽约客》说，由于签署了严格的保密协议，这趟“调查”的结果可能将成为一个永远不会解开的谜。而这也在广告圈和WPP的高层中间引出了不少风言风语。

在媒体和广告世界里，WPP和Sorrell是你绕不开的两个词，他们对于这个圈子异常重要。作为全球最大的广告和营销传播集团，WPP每年会花费750亿美元在各类媒体上，如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以及数字公司，例如Facebook和Google。而Sorrell的名头更是在广告圈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显然，若非真的有什么“证据”，WPP的董事会断然不会把“枪口”对准这位传奇。而在早先的一份声明中，WPP官方称对于Sorrell的调查并不会涉及“实质性的金额”。在对他“开火”之后，董事会对待Sorrell的态度不像是“终结了一个罪人”，而显得非常慷慨，即允许他继续享受股票奖励，同时还邀请他在过渡期间提供所需要的帮助。这一刻让我们不得不拜服“英式政治”。

所幸，关于Sorrell的离职之谜，我们并非没有机会。能打破严格保密协定的就是来自监管层的问询，包括美国的证券监管委员会和英国的金融监管局很有可能会发起调查。股东诉讼将可以要求公司解释清楚“实质性的金额”到底是多少钱。WPP一年的收入接近210亿美元，而Sorrell的收入是6800万美元，究竟是多少钱才能让这样一位名利两全的人动心呢？

Sorrell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祖父母从乌克兰、波兰和罗马尼亚移居到伦敦。在伦敦东区的贫困区，他的祖父母和父母受到了反犹太主义的迫害，因而他们将家族名字从Spitzberg改为Sorrell。为了撑起家庭，Sorrell的父亲Jack在13岁时选择了辍学，放弃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奖学金，为一对俄罗斯犹太人兄弟工作，成为一家电器商店的经理。在Sorrell出生的1945年，Jack已经是掌管着750家店面的总经理，作为家中的独子，他也获得了父母全部的关爱。

在Sorrell位于伦敦的办公室中，有一副他父亲巨大的画像，相比之下房间中的其他照片都小的可怜。这幅画微微褪色，不过画中的富豪神情一如往昔，修剪精致的胡子，深邃的黑色眼眸，整齐梳在脑后的头发，以及一身考究的黑色礼服。Sorrell和他父亲在外观上少有相似之处，他的头发偏灰色而且更短，不长胡子，带着一副无边框眼睛。与父亲更大的不同来自于事业，他将自己视为一个企业家，以一己之力把一家生产购物车的公司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与营销集团。与父亲相似的是，他们精明且不常抱怨，“我父亲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他13岁就要离开学校，拿不到奖学金。他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头脑，但是他却不得不像奴隶一样替别人打工，而不是为自己的事业。我们在某些地方很相似，因为他想把自己没有的好条件给我。”

Sorrell不负其父亲的期望，在1963年进入到剑桥大学中以高学术水平而闻名的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在剑桥的学生当中，成为一名作家、律师或者教授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而Sorrell与众不同，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他决心成为一个商人，矢志不渝。在好朋友，历史学家Simon Schama眼中，Sorrell对于商业的极度渴望或许来自于对父亲人生的反思，他一直觉得父亲如此聪明，却被两个俄罗斯商人耽误，只是一个小小的经理。而他要用自己的成功去证明自己和父亲。

在从哈佛商业学院获得MBA学位之后，Sorrell的第一份工作是为Mark McCormack效力，后者是IMG主席兼创始人，这是一家服务体育明星和名人的国际代理公司。Sorrell开设了IMG在伦敦的第一家办公室并一直在那里工作到70年代初期。紧接着他加入James Gulliver Associates，做一名财务顾问。JGA当时是另一家代理公司the Compton agency的顾问兼股东，而当时这家代理商正在考虑与Saatchi & Saatchi（盛世长城）合并。在1976年，Saatchi正在寻找一名财务总监，Sorrell被聘用，从此进入到广告领域。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光中，他为Maurice 和Charles Saatchi效力，不断在脑中快速的计算，紧紧盯着竞争对手，通过精心策划的并购一步步将Saatchi转型为一家强大的广告集团。

在大多数工业行业当中都有一条真理，相信规模会带来绝对的优势。规模化将能够提高价格并降低成本，在全球市场中获得客户和业务，激活协同效应从而带来效率的快速提升。与此同时，对于新收购的资产进行成本压榨可以快速提升母公司的利润率。

此时的盛世长城已经意识到，未来的广告业将会两极分化，少数像他们这样的广告巨头和“其他”，而后者就是前者的猎物。

在盛世长城工作的9年时间里，Sorrell常被成为“第三个兄弟”，他自己矢口否认，常说Saatchi兄弟俩是聪明的战略家，而自己不过是个打工的。

Sorrell说“盛世长城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允许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即便你没有非常大的公信力。而我离开，是因为我想为自己做些事情。当时我已经40岁，同样进入了‘更年期’。”显然，Sorrell不希望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度过一生。“有些东西我很难接受，我父亲常常和我讲‘在你喜欢的行业里树立声望，树立声望意味着人们尊重你所做的事情，作为结果你会收获影响力。’”直到1989年，Jack去世，Sorrell每天都保持了和父亲交谈的习惯。

1985年，Sorrell出资67万美金购买了当时一家英国上市公司Wire Plastic Products（即后来的WPP）达到控股比例的股份。这家公司专门生产金属购物篮、文件筐等产品，在当时很不起眼。而Sorrell真正的目的是获得一个“壳”，他感兴趣的并不是制造业，而是广告。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WPP收购了18家公司。公司的市值也从100万上升到1亿5千万英镑。

在此之前，广告代理公司都还是“绅士”，从不会去做恶意收购。但Sorrell对于这些不成文的规定嗤之以鼻。1987年，蛇吞象的剧本第一次上演，他决定收购正处在困境之中的老牌广告公司J.Walter Thompson，当时，JWT的收入是WPP的13倍，Sorrell通过举债等方式将JWT及旗下的全球最大的公关公司Hill & Knowlton收入囊中。

在Sorrell构建他自己的广告帝国的时候，Jack Welch也在构建通用电气的帝国，而他们的方法是如此的相似——买公司，而非开公司。Sorrell的计划无疑是成功的，只用了两年时间，他就将JWT的利润翻了一番。

在1989年，他故技重施，以8.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Ogilvy & Mather。这一举动也让广告教父David Ogilvy称其为“一个可恶的小混蛋”（an odious little shit.）。（关于这个称呼，是因为Sorrell身高5英尺6英寸，约1.67米，Sorrell自称“和拿破仑一样高”。后来许多媒体将David Ogilvy的粗话从“shit”改为了“jerk” ）

紧接着他又相继拿下了另外俩家巨型代理公司Young & Rubicam 和Grey。而WPP也成长为在全球拥有25万名员工，3000家办公室，覆盖12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型集团。在2017年，WPP的利润率超过17%，为行业最高。Sorrell保持高利润率的方法就是让WPP积极的拓展业务，从一个依赖北美和英国市场的公司转向全球，如今WPP 55%的收入来自快速发展中的国家，例如中国是WPP第三大收入市场，拥有超过1万3千名员工，在印度WPP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

2000年，Sorrell受英女王封爵，成为Sorrell爵士，而他的盾牌上刻印的座右铭写着“Persistence andSpeed”（坚持与速度）。

WPP的野蛮收购同样招致了危险，在1991年险些破产。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和可转换优先股政策的双重作用下，WPP股价和收入双双下跌。银行催促Sorrell还款，他说当时的“WPP处在真正的困境当中，十分紧迫”。为了让公司摆脱困境，Sorrell只能接受通过过渡股权给银行的方式削减债务。

到了1992年，WPP恢复了并购的步伐，历史性的收购了约50家公司，并且开始积极收购全球范围其他广告公司或多或少的股权。根据官方数据显示，WPP全部拥有或间接持股的公司超过412家，遍布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当你步入WPP英国办公室后，你会在访客区看到一个巨大的橙色皮鼓，上面用小字密密麻麻的写满了WPP收购的公司们，其中既有像Hill & Knowlton这样的公关公司，还有数据、技术公司如Xaxis、Kantar，还有公共事务和医疗保健、设计、数字媒体内容等等。

时任奥美CEO的CharlotteBeers说“我一直不同意Sorrell买这么多below-the-line的公司，现在我知道我错了，而这些公司也成为WPP今天如此强大的原因。”

今天，WPP 200亿美元的收入中，Sorrell说超过3/4的部分是来自与“Don Draper （美剧广告狂人中的角色）所做的广告丝毫不同的部分——媒体、数据和数字广告”。WPP像其他的广告和营销巨人一样，不光是广告公司，而是营销公司。在美国之外，大量的营销预算花在了西欧、日本和中国。但是回首上个世纪末，没有人意识到中国将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之一。Sorrell说，“在电视剧中，Don Draper会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的办公室里，紧紧关注着美国市场，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30年前，全球3/4的广告被美国的东海岸所掌控，但现在，故事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于那些与Sorrell共事过的人来说，他们会时刻感觉到Sorrell在注视着自己。Sorrell会非常迅速的回复邮件，即便他在观看温网比赛时也同样如此。曾任奥美CEO的Miles Young说，自己“每天都会收到3-4封来自Sorrell的邮件，他在战略需要的时候能够做到足够广的视野并保持策略性，而又能够在某些时候从细微处见真章。”

在邮件上的执着为他赢得了一个事无巨细的名声——“micromanager”，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WPP管理者说，Sorrell经常会让他们觉得喘不过气，因为他在细节上实在要求太高。但对于凡事必躬亲的Sorrell来说，这反而成了一句赞美的话。“一家公司就等同于一个国家，CEO必须在细节上足够深入。”

要理解Sorrell为何是一个这样的管理者，需要从他作为创始人的身份谈起。他对于股东的批评常不屑一顾，即便是前任伦敦市长Boris Johnson批评他是全英国最高工资的CEO，也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在一篇写给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中，Sorrell说“我表现的像一个所有者，而不是一个‘拿着高薪的职业经理人’，如果变成那样子反而是我的过失。我认为这是一种锻炼，你要做一个企业家而不是一个官僚。”

今天，他只拥有WPP不超过2%的股份，而他并没有选择把他的财富拿去多样化投资，而是将财富与公司的表现紧紧绑在一起。“我父亲曾说，‘投资你最了解的公司’，”Sorrell说道，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让他与董事会的矛盾激化。

Sorrell身上从来不缺少“嘲讽”，在伦敦人们称他为“6月21”，因为那天是一年当中“Night（夜）”最短的日子，而他则是最短的骑士（Knight，读音与Night相同）。但是这些隐藏在市井与行业中的流言蜚语总是片面而又没有依据，相反，那些公开批评过他的人，最后却会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反转。例如，曾经称他“小混蛋”的大卫·奥格威，在第一次与Sorrell见面之后，写信给他，在信中，奥格威说“意料之外，我居然挺喜欢你……我很高兴你引用了我书中的话，还要请我作为你的公司WPP的主席，我接受了你的邀请……对于我们见面之前，我所说的那些冒犯你的话，我感到抱歉。”

在奥格威因为癌症去世后，Sorrell去吊唁并答应将会照看她的夫人，根据前任奥美CEO Miles Young的说法，“奥美提供给奥格威夫人的看护和照顾都是Sorrell掏的钱。”

在最近几年中，Sorrell和他的事业正在受到冲击，客户在不断削减广告预算，竞争日渐加剧，代理集团不得已调低了未来的收入预期，股价也不断下滑。Sorrell错判了客户营销预算缩减所造成的下滑程度，为了确保增长，他推动WPP的工作方式向“水平化”转型，以更好的服务客户。但是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且复杂的，互联网的发展，营销中间层的消失，消费者的变化，这些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才是媒体集团要去面对的问题。

曾任WPP集团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的李倩玲在听闻Sorrell的离开后，在朋友圈中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她谈到“WPP的第三个十年里，世界变了。客户的生意压力涌现，欧美市场饱和、甚至下滑；新兴市场人口红利不再，客户开始紧缩荷包，越来越多客户用零基础预算制；消费者也变了，消费者对硬广厌倦了，越来越不相信硬广。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科技的快速发展、软硬件的加速提升，消费者对于非硬广的沟通形式有了偏好。……消费者愿意耗时间的载体也千变万化，互联网+技术让长尾载体也有用户愿意用，忽然间，规模不再是唯一优势，新的优势是如何赶上新兴技术的发展、如何追赶消费者会花时间的载体的变化、如何产出消费者愿意花时间看的内容，这些都跟规模没有关系。

WPP集团在这十年里所并购也仍然是以人力、脑力为主的代理商，虽然投后都交给集团里的某一个代理商做整合，这些新的代理商对于集团内代理商的能力并未起到前所未有的改变，而是些许的加强。当集团内的代理商自己的收入越来越少的时候，怎么还会有钱再分给集团并购进来的小公司呢？许多并购也就无法产生像第二个十年时一样的效果。”

解题的答案不会很快出现，而Sorrell似乎没有机会由自己去给出答案了。他被迫离开了WPP，离开了赛场，只留下一个巨大的商业遗产。一位WPP的员工对于Sorrell的离开非常难过，这让他想起了著名的摔跤手Dan Gable。“他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然而一些污点却毫不公平的玷污了它。Gable是奥运历史上最伟大的摔跤手之一，他是不可战胜的——直到他失去了最后一场比赛（上场的机会）。”

编译自纽约客，内容略有删改，增补